摘要：文章对陶寺遗址新发现的一座水井中出土陶片上动物形象刻划纹饰进行了初步的复原与分析，认为这种扁圆三角形头、臣形目、三趾、歧尾的动物形象被赋予了神性，是非现实中存在的动物，整体上属于先秦时期龙蛇一类纹饰，可能与《山海经》中“肥遗”有关。此外，该动物形象与新砦及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有明显的相近之处，或许存在一定的互动传继关系，也很可能是夏商周龙纹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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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陶寺遗址开始发掘宫城内面积最大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在其东南部夯土边缘线以外近处发现近圆形灰坑H236，未进一步发掘。2022年，考虑到其位置特殊及十分规整的特点，先予以勘探，发现12米以下仍未见底，遂进行了重点发掘，形制结构与陶寺发现的典型水井遗存不同，初步判断可能为“凌阴井”，编号2022JXTⅠJ1。发掘过程中，废弃堆积中出土数量不少的带有刻划纹饰的陶片，其中一件刻划纹明显是动物形象，十分罕见，现尝试作相关分析，以求抛砖引玉。一、刻划纹饰形态简介陶片为泥质灰陶，残片较小，已很难判断出具体器型，或为器盖，或为豆盘上的一部分（图一）。外面刻划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动物形象，残留头部大部分及躯干、右肢、尾尖，拓片更为明显（图二）。刻划线条并不十分流畅，多处见有出锋，且线段衔接处一般都有重复划道。此外，整个线条之内都是灰白胎色，因此可以推断此动物形象是在烧制好的陶器成品之上刻划而成。头部扁圆，略呈三角形，是重点刻划的部分；兽面突出一对圆眼，周边再勾勒出似梭形或臣字形态；双目之间为两道直线似中脊，贯通头部与躯干，两直线间近口部有意刻划出“V”形线条，应为表现分节的长鼻所在。躯干沿中脊线两侧再刻划两道对称直线，最外侧直线以外用弧线勾勒出躯干部分，躯干偏上部刻划出一只较长的“上肢”，并有意划出尖尖的“三趾”，依据对称，也应存在另一只“上肢”，因残断而不见。躯干线条下行后，无论是中脊还是两侧直线明显外撇，并在外撇处刻划倒“V”字形以示分叉，外撇后线条变为弧线，之后因残断，弧线勾勒形态不详。但在弧线一侧区域见到尖三角形刻划，且无分叉与并列尖角，因此推测不是上肢的三趾，而应是尾尖。依据图像明显的对称特点，躯干以下应是分叉的双尾，即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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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陶寺 2022JXTⅠJ1出土陶片上的兽形刻划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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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兽形刻划纹陶片拓片关于该动物形象，整体上可以复原如图（图三）。体长8.5、宽2.1～2.5厘米；头部最宽2.7、长2.6厘米；上肢长2.7厘米；尾部卷曲，长度约5.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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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兽形刻划纹复原图

二、动物形象头部特征分析关于扁圆三角形头及臣字目，一般在蛇龙或神面图像中常见。单就面部特征而言，与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近似。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出土后，经过精细的清理与保护，形象清晰地呈现出来[1]，李存信进一步做了复原（图四）[2]。近些年，王青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也做了相关改进性的复原（图五）[3]。晚于陶寺文化的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正视面部纹饰显然更为复杂华丽，但其主要特征也是扁圆脸庞、梭形或近似臣字目及蒜头长鼻等，两个复原是一致的。此外，龙形器面部的鼻梁部分有意使用三节半圆形青、白玉柱呈现[4]。这种“分节”的特征与上文陶寺动物形象鼻梁部分以“V”形线条表示分节有着相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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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李存信复原的绿松石龙形器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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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王青复原的绿松石龙形器面部

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盖1999T1H24：1上也发现有兽面纹饰[5]，其扁圆面庞、梭形目、蒜头长鼻的主体特征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面部纹饰明显是一脉相承的。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镶嵌铜牌饰中也常见有表现扁圆面、梭形或臣字目这类特征者，如二里头M11：7等[6]。顾问曾提出新砦兽面纹饰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7]。王青对该兽面进行了复原（图六）[8]，并从形象寓意方面将这种兽面纹起源追溯至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其间的链接形态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尧王城陶器盖、两城镇玉圭上头戴高羽冠的兽面形象，之后才是传入中原后的新砦陶器盖的兽面纹及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上的兽面纹[9]。此外，新砦陶器盖上的凤羽纹、弯月眉应来源于海岱地区两城镇遗址的玉圭。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砦及二里头的兽面纹皆是梭形或臣字目以及蒜头长鼻，而良渚文化及海岱地区相关文化中的兽面中都是圆形眼，且都有介子形冠状纹饰，二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从面部特征来看，陶寺此件刻纹动物阔首、臣目、长鼻的面部特征却与新砦及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很可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或者传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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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新砦遗址陶器盖兽面纹及复原图

更为重要的是，在属于新砦文化的花地嘴遗址也发现了臣字目、带眉的臣字目等，而最近陶寺遗址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灰坑恰恰也发现有此类刻画在陶器扁壶上的臣字目图案[10]（图七）。不仅如此，花地嘴遗址中发现了罐形斝、敛口斝、单把鬲[11]，出土这些陶器的灰坑是典型新砦文化的单位H138、H145，而这类陶器从形制特征上看却更接近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的同类器，属于较为明显的陶寺文化因素。由于资料发表有限，目前尚未在花地嘴遗址见到单纯含有这类因素的单位，但陶寺文化与新砦文化之间存在文化交流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此外，在花地嘴遗址灰坑中还出土了2件以朱砂绘制神面纹饰的陶瓮T57H144：1和T57H145：1（图八，1、2），十分罕见[12]。其中陶瓮T57H144：1的兽面有着明显的“介”字形冠、方形似眼以及向外延展的双翼等，这些主体纹饰与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阶段的大墓M22出土玉兽面有类似之处[13]（图八，3）。而2件陶瓮盖顶面的朱砂彩绘“圆点纹”更是陶寺文化早期墓葬随葬大口罐、折肩罐、壶、折腹盆等彩绘陶器常见的纹饰[14]。这些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相关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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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陶寺遗址出土刻划臣字目陶片及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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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花地嘴与陶寺遗址出土兽面纹1. 花地嘴 03HZT57H144:1　2. 花地嘴 03HZT57H145:1　3. 陶寺 02M22:135当然，这种梭形或臣字目、蒜头鼻的形象也是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玉人头像和玉神人头像中常见的特征，而且玉神人头像多出了獠牙和双翼的附加特征[15]。甚至陶寺玉兽面与肖家屋脊文化常见的一类玉虎头像如六合W9：1、谭家岭W9：52等[16]形制基本一致。而且陶寺文化早期也见到有属于江汉平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粗体觚”，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文化交流。然而，这种扁圆面、梭形目、长鼻的图像特征却是在陶寺文化晚期才见到，一般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或更晚。晋南与洛阳盆地相近且同属广义的中原地区，二者之间的交通道路是明确存在的[17]，“新砦期”遗存或新砦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50～前1750之间[18]，年代上新砦文化与陶寺文化基本相接。因此，新砦文化此类神兽面的主体纹饰也不能排除更多地来源于晋南陶寺文化的可能性。此外，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石雕人面像及虎形像也见有梭形或臣字目[19]，很可能石峁文化、陶寺文化、新砦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远距离互动交流。晋南、江汉、海岱、环嵩山地区这些兽面或神人面之间的相似形象和共有特征，无论是复制，还是效仿，甚至是追慕和传继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似乎这样的形象被赋予了神性，二是文化互动中对此类形象产生了大体的认同。三、动物形象“三趾”特征分析“三趾”是该动物形象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带有三趾的爬行类动物在现实自然界中是比较罕见的，今天在澳大利亚等地有一种既能卵生也能胎生的神奇物种，被称为“黄腹三趾蜥蜴”，是比较明显带有“三趾”的爬行动物。但其三趾明显短小，而陶寺该动物形象的三趾比较长且粗大，与之不同。目前，史前时期的动物考古中还没有发现明确的“三趾”类爬行动物，我们也很难断定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文化时期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三趾动物。新石器时代一些陶器上确实存在有偏写实性的爬行动物纹饰。甘肃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了一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的陶瓶，腹部绘有鲵鱼纹[20]。纹饰头部似圆形人面，额部绘有十字纹，并绘有数道横纹，双圆眼，大口露齿；躯干弯曲，绘有网络纹；尾部上翘，尾尖与头部相连（图九，1）。值得注意的是，与鲵鱼常见的四肢不同，该纹饰仅见前肢或上肢，左右上肢伸出，左肢肢端明显为张开的“四趾（指）”，右肢的趾（指）处陶皮破损，推测也应为“四趾（指）”。鲵鱼一般前肢为四趾，后肢为五趾，若西坪彩陶瓶的鲵鱼纹是单个动物写实性的绘制，则其有意仅仅呈现前肢，而无后肢。而陶寺该动物形象似更多地表现出爬行特征，但同样的也是仅仅见有前肢的两肢，而非四肢，均存在“减肢”现象。鲵鱼纹在甘肃的武山傅家门遗址也有发现[21]，同为陶瓶，只是其纹饰更为复杂些，圆面、双眼、大口以及网格纹躯干等特征方面二者相似，最大的不同是增肢为“八肢”，且前肢一为常见的“四趾”，另一为“六趾”[22]，而中、后六肢却均描绘成“三趾”（图九，2）。因此，同是鲵鱼纹，其“四趾”与“三趾”并不固定，均可表现鲵鱼的形态特征。陶寺动物形象的“三趾”也可能是此类情况，只是有意表示出“肢部分趾”的特点。关于鲵鱼纹饰，以往的研究多视作鲵鱼，或视为原始龙纹[23]，更有学者认为是人首蛇身的原始“伏羲”形象[24]，也有看作是蜥蜴或大蝾螈图案[25]。就图像本身而言，可以肯定的是，人面是明确的，躯干是爬行类动物形象，且是二者结合形成的纹饰，当为一种神灵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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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新石器时代出土爬行动物纹陶器1. 甘谷西坪遗址出土 2.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像陶寺这种刻划类的动物神灵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也有一定的发现，尤其发现有带趾龙纹。1963年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址西南发掘出土2片带有龙形纹的陶片VT210④B：3与VT212⑤：1，杜金鹏敏锐地发现二者可以拼合，使得残存龙纹更多地显现[26]。王青更是据此复原了该龙纹[27]，龙纹中躯干上半部与下半部各有一龙爪，爪有四趾，原陶片的拓片中也可以明显看到龙爪的四趾（图一〇）。此外，二里头遗址陶范83YLⅣH20：1虽有残破，但明显为龙纹，龙爪线条与前述相同[28]。二里头遗址还出土有龙爪纹陶片ⅤT212③：1，清晰可见为四趾的龙爪（图一一）[29]。二里头龙爪的四趾指尖锋利，遒劲有力，是其明显的表征。陶寺该动物形象的“三趾”呈三角尖状，似乎也是有意表现出利爪之形，这与二里头龙爪颇有相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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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二里头遗址龙纹陶片拓片及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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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二里头遗址出土龙纹陶片爪部特写早于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仰韶时代彩陶常见的蟾蜍纹四肢也见有明显的分趾[30]。一般见到的都是张开的“三趾”，但也见有“四趾”，甚至陕西西乡何家湾的同一蟾蜍纹的前肢为“五趾”，而后肢却是“四趾”（图一二）。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描绘趾部之三趾、四趾、五趾并没有定数，重要的是表现出分趾的行走状。商代青铜器铭文或图形中见有较多的带趾动物形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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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乙卣中“虎”、犬爵中的“犬”、龟父丁鼎中的“龟”等（图一三）[31]。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动物实际上一般是五趾或四趾，但在铭文图形中却基本是“三趾”。而青铜纹饰中带足的龙形象，其足一般见到的是“四趾”，如殷墟妇好墓出土司母辛四足觥盖部右侧的龙纹，可见粗壮的双足及四爪[32]。殷墟西北冈M1400出土的“寝小室”铜盂底部龙纹为明显的四趾或四爪[33]，且与二里头遗址龙纹四趾几乎一样。同样，商代的带趾动物形象分趾的目的似乎也是表现威猛有力的行进状。因此，陶寺该动物形象的前肢及三趾体现的也应是“动态”和“威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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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仰韶时代的蟾蜍纹

（改绘自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图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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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商代铜器中的虎、犬、龟形文字与带趾龙纹 1.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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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乙卣）　2. 犬（犬爵）　3. 龟（龟父丁鼎）  4.殷墟西北冈M1400铜盂底部龙纹四、动物形象“歧尾”特征分析“歧尾”是陶寺该动物形象的第三个重要特征。躯干以下分叉并形成两条大卷尾是该动物形象的突出特点，此部分按比例基本占了整个图像的一半。歧尾的动物形纹饰在陶寺文化中发现极少，在整个中国史前时期也比较罕见。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铜牌饰是其重要的代表性文物，所展现的形象虽然诸家观点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大多数的牌饰呈现的是龙形象或糅合龙、虎、蛇、羊等神灵形象。其中美国保罗·辛格所藏的一件铜牌饰纹饰构图别具一格，王青认为这件牌饰有两大特点，一是脸庞为扁圆形，二是上下纹饰连为一体。年代上大体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前后，与二里头02ⅤM3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面部特征相似，但最大的不同是这件铜牌饰龙纹是“歧尾”，歧尾表现的是一首双身[34]（图一四）。该铜牌饰近扁圆脸、臣字眼、歧尾这些特征，与陶寺该动物形象之间虽不完全一致，但却是二者的相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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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美国保罗·辛格藏铜牌饰及线图需要强调的是，该铜牌饰“歧尾”比较明显，可据此推断为“双身”，但实际躯干部分并非明显的双身。而陶寺该动物形象的躯干中脊线是由两条近似平行的线条组成。中脊线两侧各有一条和中脊线平行并贯穿首尾的线条，再加上最外侧身体曲线，似乎表现的正是“双身”之意（图一五）。相比较而言，陶寺该动物形象更像“一首双身”。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带有身躯的动物纹饰，有学者认为是一首双体龙纹[35]。较早学者们就注意到这仅仅是青铜器装饰的表现手法，并非有意表现“双身或双尾”，近些年张翀称这种手法为分裂设计的“剪视图”[36]，韩鼎称为“剖展”表现法[37]。但与此不同的是，一些族徽铭文显然不是装饰的性质，这些铭文的形象却明显是一首双身，如2件青铜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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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父丁”（《集成》3313与3314）[38]，此外长安张家坡铜觯M2：6铭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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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丁”[39]（图一六）。因此，陶寺与二里头这类单个的纹饰及商周族徽铭文中“双身或歧尾”图像呈现的确为“一首双身”，且极可能正是特异的龙蛇形象。此外，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土有4件蟠龙纹陶盘，其中较为清晰的龙盘M3072：6头部以下似乎分为“两股”，两股之间龙躯上的一些鳞片或鳞斑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40]，由此推测不排除“双身”的可能性，其尾部已磨蚀不清，有收尾之势，但不能断定是否为歧尾（图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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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陶寺出土陶片上兽形刻划纹饰“双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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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商周青铜器一首双身族徽铭文  

1. 青铜簋铭文（《集成》3313） 2. 青铜簋铭文（《集成》 3314）　3. 长安张家坡铜觯 M2:6 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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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陶寺 M3072 出土龙盘

《山海经·北山经》：“又北百八十里，曰浑夕之山，无草木，多铜、玉。嚻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41]李济最早将商周青铜器上有身的“饕餮”与《山海经》中的“肥遗”形象联系起来。需要提及的是，李济并未将这种“一首双身”的龙纹装饰直接与肥遗完全对应，只是称之为“肥遗型动物面”[42]。我们前文已言，商周青铜器上一首双身、以头为中心、两侧对称布列的龙纹并非肥遗，只是装饰艺术表现手法的结果，但陶寺该动物形象、二里头绿松石牌饰“歧尾”龙及夏商周时期族徽铭文中“一首双身”图形文字等这类单体的刻划与制作的龙蛇“遗存”，表达的却可能是肥遗之形。肥遗这种异兽显然被赋予了神性，具有了神格，能够控制自然变化。“见则其国大旱”，肥遗与“干旱”等自然灾害征兆相对应，这应与先民思维中蛇龙这类神异、凶猛、可再生（蜕皮）的动物具有直接影响自然的能力密切相关。目前考古发现的此类图像无非是蛇龙崇拜的反映，是上古先民无力抵抗自然而通过蛇龙等神异灵兽的超自然力以企影响干旱雨水及掌控自然的外在表现。总之，陶寺遗址2022JXTⅠJ1出土的此件陶片的兽形刻划纹饰很可能是陶寺先民以蛇为主体并杂糅其他动物形象如“三趾”与“歧尾”等，而幻想创造出的非现实神异动物纹饰。在那个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盛行的时代，一些神秘特异的动物极易被赋予神格、神性，产生原始的古朴的动物造型神。从陶寺文化至新砦文化，再至二里头文化，乃至商周时期，一些龙蛇形象尤其一首双身龙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形象上的认同、吸收、融合、改造并传承的内在嬗变关系，陶寺该动物形象极有可能是夏商周龙纹的重要来源之一。早期此类动物造型，随着年代的演进除了崇拜之外，很可能还被某一类人作为沟通诸神的工具，社会出现巫觋或巫觋集团，若进一步与血缘宗法、世俗等级结合，神性也可能走向权力。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与李志鹏先生多有讨论，很有受益，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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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许宏，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N].中国文物报，2005-1-21（8）.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98-1005.

[2]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J].中原文物，2006（4）.[3]王青.浅议二里头镶嵌龙形器的面部纹饰复原[C]∥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51-159.[4]李新伟先生认为其中两节白色玉柱为表示昆虫蜕变与羽化信仰的蝉形玉器，参见李新伟.中国史前昆虫“蜕变”与“羽化”信仰新探[J].江汉考古，2021（1）.[5]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315.[6]a.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J].文物，2004（5）.b.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J].考古与文物，2013（5）.c.陈国梁.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C]∥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5-83.[7]顾问.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陶器纹[J].华夏考古，2000（4）.[8]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J].中原文物，2002（1）.[9]王青.试论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从日照两城镇遗址的新发现说起[C]∥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51-177.[10]临汾市博物馆.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M].太原：三晋出版社，2021：57.[11]花地嘴遗址的臣字目陶片以及罐形斝、敛口斝、单把鬲相关材料未正式发表，笔者多次观摩到这些材料，在此仅仅提及。另参见张莉.从龙山到二里头——以嵩山南北为中心[D].北京：北京大学，2012：20，27，38.[12]顾问，张松林.花地嘴遗址所出“新砦期”朱砂绘陶瓮研究[J].中国历史文物，2006（1）.[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2003（9）.[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561-608.[15]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5-29，94.[1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家河遗珍：谭家岭出土玉器精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46.[17]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轵关陉道”[J].中原文物，2019（3）.[18]同[5]：535.[1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J].考古，2020（7）.需要提及的是，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陶片中也见有带“臣”字目刻划纹的陶片，资料待发表。[20]a.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J].考古学报，1960（2）.b.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彩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图15.[21]同[20]b：图20.[22]关于傅家门彩陶瓶上鲵鱼纹的细节，以往学者主要是根据张朋川一书的线图给予描述，线图上明显该鲵鱼纹为六肢无尾且前两肢均为“四趾”，见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68.但2021年新出版图录上另绘有明确的线图，显示该鲵鱼纹却是“八肢”一尾，而前两肢分别为“四趾”与“六趾”，见陈星灿.中国出土彩陶全集：甘肃（上）[M].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21：52-53.我们依从最新资料“八肢”与“四、六趾”。[23]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4.[24]刘瑶.石岭下文化“鲵鱼纹彩陶瓶”释读[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12）.[25]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8：82.[26]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龙文物”[C]∥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96-121.[27]王青.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35-237.[28]同[26].王青先生对此有简单的复原。[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99.[30]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66-467.[31]严志斌.商金文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41，230，310.[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59，62.[33]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图版47.[34]王青.记保罗·辛格医生所藏第二件镶嵌铜牌饰[N].中国文物报，2010-9-17（6）.[35]梁彦民.殷周青铜器双身龙纹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6（6）.[36]张翀.商周铜器双身龙纹非“肥遗”说兼论其图像辨析[J].中国美术研究，2014（1）.[37]韩鼎.早期艺术中的“一首双身”形象研究[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9（4）.[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8～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J].考古，1986（3）.[40]同[14]：615-616.[41]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70.[42]李济.殷墟出土之礼器总检讨[C]∥李济文集（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55.

作者：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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